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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忽略的迁徙文化
时间: 2018-06-21 来源: 牡丹江文明网 责任编辑: 陈再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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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60年,孱弱的清廷将海参崴割让给沙皇俄国,俄国要把它建成重要的军事港口,需要引入大量的中国劳工,为求生存,山东、河北成千上万的农民纷纷涌向海参崴,这种行为被称之为“跑崴子”。
  1881年(光绪七年),清政府在(东宁)三岔口设立招垦局。当时三岔口已经有居民92户,又招来128户。受清廷“移民实边”鼓励,一些朝鲜人也沿着长白山脉一路逶迤而来,他们习惯选择靠河岸而居,因为他们擅长种植水田,这也就是三岔口和三岔口以南几个朝鲜族村屯的由来。
  从一百多人到五十万
    
  东北人口的来源,除了一部分满族人的回流,大部分是来自“闯关东”。叶宏君介绍,很多人刚开始到东宁时,也是以开垦荒地,种植粮食为主,东宁人稀地广,又土质肥沃,粮食年年大丰收,可是内需有限,与内地路途遥远,又都是崎岖的山路,投注的成本大于所得利润,造成大量粮食积压。有人采用变通方法,把粮食制作成酒,用人背或马驮的方式去海参崴倒卖。越过三岔口的瑚布图河就到了俄国境界,去往海参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,多是羊肠山路,无法驱赶马车。开始的商务往来主要是易货手段,用酒从俄罗斯人手里换回咸盐、洋火(火柴)、洋花布等生活用品,回来后再转换成大洋或铜板,利润颇丰,于是后来的人纷纷效仿。在流畅的商务贸易推动下,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也跟着提高,东宁人的生活条件跟着富裕起来。随着海参崴的不断扩建,俄罗斯人、中国人逐年增多,让海参崴在生产用具、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上的需求增加,更多的中国各地商人被吸引到这里。
  1860年至1920年70年间,据俄罗斯调查统计,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从事海产品捕捞、山产品采猎、农产品种植、坐地经商和季节性跨国贸易的人数从100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。而据日本相关统计,仅1917年通过绥芬河边境站和附近通道进出国境的旅客每天就有14,000多人,除部分俄罗斯人、朝鲜人和少量的日本人外,多数为中国商人。大量史料表明,“闯关东”人数三千万,有三分之一者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跑崴子,其中的商贾巨富大多来自“跑崴子”。据《哈尔滨与红色之路》一书中记载:“辛亥革命以后,中原地区的天灾、兵祸连年不绝,大批农民经山海关或从山东经由海路,闯关东到了东北地区谋生。当时有报道说,仅山东一省每年就‘出佣满蒙俄领’的苦力就有35万人。山东省尤以“登州”、“莱州”二府最多,“青州”、“沂州”、“胶州”次之。到东北的农民除了一部分留下外,其余大部分出国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。”据俄罗斯史料统计:1908年1月官方统计,海参崴的华工36,700人,临近的俄罗斯的“双城子”(又名乌苏里斯克)、伯力(又名哈巴罗夫斯克)、庙街(又名尼古拉耶夫斯克)等也有35,000多人。可见当时“跑崴子”的规模与声势之大。
  中国有钱商人在海参崴租赁建筑物或是租地盖房子,因为中国人习惯聚在一起生活,后来就有了商人、小贩共同租住的著名的“百万庄”。
  在“百万庄”,开有商店、酒店、旅店、面包房、咖啡屋,各色旗幡灯幌在店门前招摇,吸引着各色宾客。海参崴还诞生了一条以中国最具代表性城市命名的街道——北京大街。勤奋的中国人还在这里办企业,建起砖厂、石灰厂、啤酒厂、皮革厂、油坊、米业加工厂等。
  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在联合国《世界华侨史》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:“至二十世纪中叶,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,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。“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边和偏远的农村。中国货价格便宜,很受当地人欢迎”。大批华商、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,到海参崴、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。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。一般是夏季来做工,冬季返回”。“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,能工巧匠多一倍钱,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……”
  好景不常在
    
    
  一段时间内,由于中国国内和俄国国内战乱不断,两国政府的注意力都不在这里,中国人出入三岔口和海参崴相对自由,甚至一些中国人不清楚哪里是国境线,除了海参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俄国名字——符拉迪沃斯托克。
  直到1922年10月,苏维埃政权在海参崴站稳脚跟后,中国人的“跑崴子”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,好日子不再。1931年“9.18事变”后,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,扶植了伪“满洲国”,让生活在海参崴的中国人日子更加不好过。为了“防谍”,前苏联开始大批遣散“跑崴子”的华人。尤其是1937年“7.7事变”后,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,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,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、劳工,安上各种罪名,诸如社会危险份子、有害份子、日本特务,分别判刑“数年”到“十多年”。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区,自生自灭,更多的发配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。像海参崴这样的城市,斯大林规定:“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”。
  东北近代史学者、作家、编剧周艾民在自传体作品《舔伤》中,讲了这样一件事: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,住在距离伯力(哈巴罗斯克)附近五十公里的农村。一次到伯力买东西,被前苏联士兵不由分说抓捕,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。审问时,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。赵昌福回答:“不是。我早就在这里住,还有妻子。”审问者根本不听,又押回牢房。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:“不承认就会被枪毙。”第二天提审,赵昌福便承认是日本特务,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。由于“态度好”,被从宽判刑十年,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。这里夏季两、三个月没有黑夜,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,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。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。赵福昌身体好,耐受力强,活了下来。“刑满”回到了伯力,1966年谢世。
  周艾民在《舔伤》中还讲到,上个世纪末,一位从事中俄边境贸易的同行,在外兴安岭(黑龙江大兴安岭以北,俄罗斯称斯塔诺夫山脉)的结雅斯克附近农庄,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。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,是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人,叫张德魁。张德魁见到中国人哇哇大哭,“大半辈子没看到中国来的了,可见到祖国亲人了!”他们是1938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。“家口”(老婆孩子)给轰到哪里去了,是死是活都说不清。最早有八名中国男人,被发配到这高寒密林深处,五个人已经先后故去,只活下来他们三人。听说中俄关系改善了,中国已经改革开放,应当回老家看看。张德魁说:“胶东老家不可能有人了……”不等说完,又哇哇大哭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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